从2006年至今,人民银行已经连续16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从7.5%----17.5%,存款准备金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我们知道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外汇占款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但我们同样知道，在改革开放后1988年和1995年的通货膨胀中，通胀率都达到两位数，但却在货币政策上从未象今天紧缩过，这其中的原因值得玩味。

如果从资金运用的效率本身而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是资金运用效率最差的一种手段，因为提高准备金率意味着大量的资金闲置在人民银行而无法流通运用，而还需要支付给存款人利息。资金的低效率往往会带动整个社会运作的低效率，而同样为了回收流动性，为什么政府不采用加息的方式或其他财政等配套政策呢？

如果采用加息手段，对广大的存款人而言无疑会带来直接的利息收益，但政府更担心人民币会进一步升值，热钱会进一步进入，以及出口加工型企业的生存以及就业问题，还有同步贷款利率的提高对企业的经营压力会更大，所以权衡各方面，人民银行并不敢轻易采取加息的手段，也说明我们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生存能力的脆弱性。

当然更好的方式是人民银行更少地干预商业银行的资金自主性，把资金是否紧缩的裁判权交给商业银行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判断，这样可以避免政策的刚性和资金的大量闲置，但可惜的是，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我们的商业银行虽然大多实现了股份制，但对于资金的运作经验不足，国有股独大管理模式老化，不可能抑制自己的贷款冲动，更重要的是地方银行和地方政府关系紧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不减，地方银行为地方政府服务的意识仍然根深蒂固，导致商业银行无法受到政府和人民银行的信任。

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其他的方式控制流动性，比如控制财政支出，抑制地方财政冲动，发行企业债券等，但这些方式更多地需要依靠地方政府和经营主体的自觉性，在现在不健全的体制下，把更多的权力交给地方，无疑是为腐败和小金库开方便之门。

所以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在近几年的经济和社会调控中，其他政策基本难以有什么效果，唯一采取的方式是不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而这种方式从资金运用的效率上虽然是最低的，但由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对地方政府和经营主体的监督和管理制度和文明，尤其是从下而上的自发监督基本完全缺位，每当形势紧张时，政府和人民银行往往只能采取计划式的刚性的管理来延缓矛盾的爆发。

不过这种管理方式已经接近于穷途末路，经济和社会将会以痛苦的调整来为这种方式划上句号，因为如何有效地提高地方政府的资金运作能力，如何有效地发动自下而上的监督才可能真正提高整个社会运作的水平。我们或许将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再提倡的效率优先将会不再提起，管理和监督将成为下一个主题。